中国书法的地域流派和书风流派历史以来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。高古书风的地域特征以黄河流域为主逐步向长江流域推移，最后覆盖两河流域，形成交融。最早的甲骨文主要集中在河南安阳，钟鼎文的出现以北方为主逐步向长江流域楚系延伸。这种文化延伸性传播是基于人类对长江流域的认识和开发。经济发展必然带动文化传播的速度。两汉时期，数以百计的汉碑多集中于北方的广袤大地，南方亦有少量汉碑遗存，证明汉代交通信息的逐渐发达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，中国书法出现南北交融对接、互补互增、竞相争荣的繁荣局面。北方出现数以万计的魏碑墓誌、摩崖石刻、石窟造像。南方则以书圣王羲之、王献之为帖学正宗。钟繇、皇象、索靖、陆机、陶弘景、王珣、王僧虔、郑道昭……各领风骚，互为兼融。同一时期，在西南边陲，二爨的出现，足令世人以惊异的目光来审视其高古浑厚，桀骜不驯、诡异奇妙……
北方以洛阳为中心的魏碑故里，数以万计的魏碑书风，其技法结体，或雄强霸捍、或大刀阔斧、或如星散天、或生辣古拙，最终前人以总结出龙门二十品为尚，始称北碑。而二爨的书风总结，仍处于模糊状态。清康有为、杨守敬、阮元对此碑评价之高，远胜北魏诸多石刻，誉为“南碑第一”，能否将其它类于“二爨”书风的碑刻梳理集中，以爨体流派为主导称之为“南碑”，是今天我们要面对的课题之一。南北朝时期，朝代更迭，南北对峙，却没有影响文化交流对接，与“二爨”书风接近共融之处的碑刻，散布南北，首以《中岳嵩高灵庙》碑为首。后以《王兴之夫妇墓誌》、《刘剋墓誌》、《王闽之墓誌》、《王虎丹墓誌》为辅这一系列碑刻资料，以“二爨”为首的书法体系，足以形成“南碑”书风。为“二爨”文字数量加以添充，风格加以增补，为今天的书法创作提供方便，使我们不在局限徘徊于“二爨”相对狭小的书写空间之内。
从“爨体书法流派”的学术体系提出到积极实践，邵建国先生一直努力开拓视野，改变技法局限，参合诸碑书风特点，逐渐融会贯通并呈现出个人特色。
在中国书法原创时期呈显的原始面目转换成书法创作时，不难看出有两种技法现象，即字法的缩写与放大。这种无意识的书写带给书法创作无限拓展的空间，钟鼎文的字如黄豆大小和摩崖大字形过于丈，其金石之气的雄浑博大不是以尺寸衡量的。而转换为书法创作的现代工具题材时，也仅仅是四尺宣纸而已。黄宾虹将金文流露于四尺、六尺楹联，其独到的用笔，始终把握金文原始气息的本真质朴，使人回味无穷，流连忘返。细细品味，在形式上仅是将原始文字放大而已。然而近代习“爨体”者，如经亨颐，赖少其诸家将“二爨”字形放大书写，视觉效果窘异，呈憨厚有余，灵气不足。两汉至南北朝时期，“碑”与“誌”有明显区别，碑之形态呈庄严肃穆，磅礴辉煌，无丝毫不精致，无分寸不庄严，而誌则反其道而行之，书写抒情，刻工自由。这就造成现代书法创作中将碑的文字一任放大，则僵化刻板。如将碑的文字缩写，则更易把握细节，奇趣横生。而此理并非所有习“二爨”者清楚。盲目追求形而上的字大、精犷、野逸。将“二爨”原生态的金石气息，方正朴拙、雄浑壮伟之美消失殆尽。邵建国幼时以“大爨”入手，经年研习，早年已得字字入胸。为取神采，逐渐将“大爨”书风由大缩小而书，逐一而试，终得情趣。又以《嵩岳灵庙》碑临写，以取精髓，变通融合，互补互通。以小字作大篇幅创作，洋洋洒洒，浑然天成，终成今天笔下流风。将大爨雄强茂美的气度、庄严肃穆的气象、清明刚正的精神化解为远观如星散天，如棋布阵，如士林立，疏密有致，不乱全局，细看字字珠玑，入笔有法，出帖生趣。
书法家的书外功夫修养，直接影响其作品格调的高下。这也是一个老调常弹的话题。我们不可能让每个书法家都变成诗人，但书法家对诗词格律的缺失却是这个时代的通病。中国是诗的国度，也是书法的国度。让书法的载体更加有思想、有高度的延续，形成健康有序的诗中有书、书中蕴诗、诗书相融、格调高古、气韵通畅、诗书完美结合的统一体，是今天书法家不能脱节的话题，也是一个成熟书法家最基本的专业素养。这种书外功夫的积累与形成，需要作者不但有丰厚的古文基础，而且必须具备善于观察生活，感悟人生，心胸开阔，豁达乐观的人格魅力。
邵建国多年来一直坚持古体诗词创作，存稿日积月累，成数百首之多，其诗意境深远，思致微渺，含蓄无垠。其意有吐纳珠玉之声，舒卷风云之色，其情则真切感人，肺腑赤胆。以其诗作书韵味十足，雅意长存，书蕴诗词书意浓，诗借妙笔诗生香。
司空见惯令人熟视无睹，不同凡响方能新人耳目。今天书法的大时代背景来临，从事书法艺术创作者成千上万，然一勺之水，一管秃笔，一砚之墨，何以创作出不囿于古人，又有自家面目之作，恐怕不是躲进书斋日日临帖能及的，这需要思考与实践。在邵建国先生身上我们似乎能感悟到一些新的思索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