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4年10月，我来到会泽县老厂乡播落卡村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助理。两年在村的日子，像山间的风抓不住，却分明能感到它在指尖流淌的凉意与温润。离别将近，播落卡的每一帧画面争先恐后地涌来——村口那棵歪脖子核桃树，树下总爱拌嘴的张大爷和李大妈，还有村委会那面被山风吹得猎猎作响的红旗。可若要挑出三件最刻骨铭心的小事，倒像是从山心窝里刨出的三颗洋芋，带着泥土的腥甜，和指缝里散不掉的暖意。

头一件，是清理图斑时落下个“村里女婿”的名声。那片坡地是出了名的难缠，石头比土多，杂草比人高。那天日头毒辣，晒得人头皮发麻，我和村民们一道，拿着镰刀、锄头，像一列歪歪扭扭的蚂蚁，在坡上缓慢地挪动。汗水流进眼睛，蜇得生疼，手上不一会就磨出水泡。“小牛啊，你这细皮嫩肉的，还是去树荫底下歇着吧！”说话的是刘叔，村里出了名的“大嗓门”，也是大家公认的热心肠。

我倔强地摇头，继续挥着镰刀。忽然，脚下被什么东西一绊，我一个趔趄差点摔倒。赵姨对着大家大声吆喝：“你们看看，小牛这块‘界石’，埋得比咱们还实在！依我看啊，他干脆做个‘上门女婿’算了，以后咱播落卡就是他的家了！”

话音刚落，山坡上爆发出一阵善意的笑声。我的脸一下子红了，心里却像那被太阳晒得发烫的石头，暖烘烘的。那一刻，界限似乎模糊了——我不再是那个从城里来的“小牛”，而是这片土地上，一个可以被调侃、被接纳的“自家人”。

第二件，是为王爷爷追回那“飞走”的88元钱。

王爷爷是村里的独居老人，耳背，那天，他像丢了魂似的，来到村委会门口，嘴里反复念叨着一串数字。我凑过去，大声问了好几遍，才听清——他手机里“飞走”了88块钱。

“那可是我三个月的盐巴钱呐！”王爷爷浑浊的眼睛里写满了无助，像个犯了错的孩子。我接过他那部屏幕碎得像蜘蛛网的旧手机，打开运营商的APP，翻看账单。果然，是因为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点开了一个视频软件，流量“跑”光了套餐，又自动续费了流量包。

那一刻，我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酸楚。88块钱，对很多人而言不过是一顿饭钱，可对王爷爷，那是多少个日日夜夜从土里刨出来的希望。我立刻拨通了运营商的电话，当客服问及我和号主是什么关系时，我不假思索地答道，那是我的家人。

终于，经过一番交涉后，客服同意返还被扣的费用。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王爷爷时，他愣了好几秒，又开心地像拿了奖状的孩子，攥着我的手，使劲地摇。

第三件，是刨洋芋。

播落卡的洋芋，是出了名的好，沙地孕育出的果实，又面又香。那天下午，阳光把村子镀上一层温柔的金色。我路过村东头赵婶家的地，看见她一个人弯着腰，一锄一锄地刨着土，大口大口喘着气。地旁的背篓里，已经堆了半篓子圆滚滚的洋芋。

我没多想，走上去就要抢过她的锄头。

“哎哟，小牛，你快上去，这泥巴脏，别弄脏你衣裳！”赵婶直起腰，连连摆手。

我笑了笑，“婶，您就放心交给我来干就好了，我从小就干这些活嘞”，她便不再推脱，却不好意思地向我连连道谢。我学着她的样子，小心翼翼地刨起来。锄头落下去，要浅一点，再轻轻一拔，一个胖嘟嘟的洋芋就带着泥土的芬芳，滚了出来。我笨拙地重复着这个动作，刚开始，不是锄头偏了，把洋芋削去半个，就是用力过猛，把土甩了自己一身。

赵婶在一旁看得直乐，连声说：“没得事，娃，刨烂了拿回家喂小猪也是一样的！”她走过来，手把手教我：“你看，要这样，手腕要活，锄头下去要稳……”

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汗水混着泥土，空气中弥漫着新翻泥土的清香和洋芋淡淡的甜味。我们一边干活，一边拉家常。她跟我讲今年的收成，讲她在昆明打工的儿子，讲村里的家长里短。那一刻，我不是村干部，她也不是村民，我们只是两个在地里刨食的农人，分享着同一片土地的馈赠。

夕阳西下时，一背篓洋芋装得满满当当。赵婶非要送我几个，我推辞不过，怀里抱了五六个大洋芋，沉甸甸的，心里也沉甸甸的。那洋芋的淀粉质感，隔着衣服都能感觉到，像这片土地最朴素的脉搏。

如今，离别在即。我知道，我终究是这片土地上的过客，可这三件小事，却像三颗钉子，把我对播落卡的感情，结结实实地钉在了心上。清理图斑让我明白，融入不需要轰轰烈烈，一个真诚的调侃就够了；追回话费让我懂得，群众的“小事”就是我们的“大事”；而锄洋芋的午后，则让我在这泥土与汗水中，触摸到了乡村最本真的脉搏。

夜深了，我推开窗，山风送来远处几声厚重又慢悠悠的牛叫声。我想，即使我离开了，我的影子也会留在这里，留在这片土地的温度里，留在这人间烟火最浓郁的地方。

（作者：会泽县老厂乡播落卡村党总支书记助理 牛启明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