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、成事之道。”从“没有调查，就没有发言权”的振聋发聩，到“求真务实”的身体力行，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传家宝。在今天，它依然是我们洞察世情、体察民情、精准决策、推动工作的生命线。然而，在一些地方和单位，这份“传家宝”正蒙上形式主义的灰尘，一些调查研究，正悄然演变成一场场“精心安排”的“精致秀”。

有的调研成了“被规划的路线游”，看的是“盆景式”的示范点，见的是“被筛选”的座谈对象，听的是“被润色”的汇报材料，一路鲜花掌声，一路莺歌燕舞，问题被巧妙地“藏”了起来，皆大欢喜，却离真实越来越远；有的调研成了“材料的搬运工”，满足于开个座谈会、收一堆材料，左手进、右手出，简单地“物理组合”，却懒于“化学反应”，不愿下功夫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，更遑论提出有见地的对策建议；还有的调研，本身就动机不纯，名为“下基层”，实为“刷存在”，追求的是报道上有影、简报上有名，至于问题是否解决、群众是否满意，则不在其关心之列。这种“身入心不至”、“调而不研、研而无果”的现象，其危害是深远的。它不仅会让我们的决策脱离实际、脱离群众，成为“空中楼阁”；更会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，加重基层的负担，让群众对我们失去信任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、成事之道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，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，强调“坚持从实际出发，前提是深入实际、了解实际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。新时代，要让调查研究回归其本来面目，必须在“为何调”、“调什么”、“如何研”三个根本问题上，来一场深刻的思想和行动革命。

“为何调”？——出发点要正，必须怀揣一颗“求真之心”，而非“作秀之意”。出发点决定了调研的终点。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，是为了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，而不是为了完成任务、装点门面。组织部门在部署调研、考察干部时，必须首先校准自身的“政绩观”。要坚决摒弃那种“以调研次数论英雄、以简报厚度定高下”的错误倾向。要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，把调研的最终成效——即是否发现了真问题、是否推动了工作、是否解决了群众急难愁盼，作为评价一次调研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。要为那些敢于揭示矛盾、直面问题的调研报告“点赞撑腰”，而不是偏爱那些粉饰太平、歌功颂德的“喜报”。只有当“求真”成为各级干部内心深处最强烈的动机时，他们才会有动力去跋山涉水，去倾听那些不加修饰的“真心话”。

“调什么”？——对象要准，必须走向“田间地头”，而非“盆景样板”。问题的真相，往往隐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。要获得第一手资料，就必须打破“被安排”的调研路径依赖。要多一些“四不两直”。不发通知、不打招呼、不听汇报、不用陪同接待，直奔基层、直插现场，看一看“后院”和“角落”，听一听没有脚本的“牢骚话”。要多一些“解剖麻雀”。与其走马观花地看十个“优等生”，不如蹲下来，深入解剖一个“问题生”。通过蹲点调研、驻村访谈，与基层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才能真正把一个地方、一个单位的“病理”摸清、把“病根”找准。要多一些“拜群众为师”。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，解决问题的办法往往就在群众中间。要放下架子、扑下身子，真诚地向群众请教，在“拉家常”中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。只有让调研的对象回归到最真实的基层和群众，我们获得的“素材”才会有泥土的芬芳，而非塑料的质感。

“如何研”？——落点要实，必须拿出“破题之策”，而非“空洞之言”。调查是基础，研究是关键。如果“调”与“研”脱节，调研就只完成了前半篇文章。要坚决杜绝那种“情况一大堆，分析一句话，建议基本不靠谱”的现象。研究分析要“由表及里”。不能满足于对现象的简单罗列，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，对收集到的海量信息进行由此及彼、由表及里的思考、分析、综合，透过现象看本质，找出问题的症结和规律。对策建议要“量体裁衣”。提出的建议不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“万金油”，必须紧密结合本地本单位的实际，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要明确“谁来做、怎么做、何时做成”，让建议变成可以落地执行的“施工图”。成果转化要“一抓到底”。调研报告不能“一报了之”，组织部门要建立调研成果转化运用清单和督办反馈机制，对报告中提出的重要建议，要跟踪问效、闭环管理，确保“研”有所得、“得”有所用。

“涉浅水者见鱼虾，入深水者见蛟龙。”调查研究的深度，决定着我们事业发展的高度。各级组织部门作为党的政治机关，不仅自身要成为调查研究的行家里手，更要通过科学的干部考核和选任导向，激励和引导广大干部都把调查研究这项“基本功”练好、练扎实。只有当越来越多的干部愿意走出办公室，走向火热的实践，我们党的决策才能永远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沃土之中，我们党的事业才能永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。

（作者：胡海）